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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罪从无问题研究
作者: 方琴  信息来源: 原创  发布时间:2017-03-13 浏览次数:3457 [关闭此页 打印此页]

    论文题要:在当代刑事诉讼中,证据是支撑刑事诉讼的主要支柱,对于被告人定罪量刑,必须依据确定、充分的证据作为基础,否则,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以及相关刑罚。在刑事侦查、起诉和审判的各个阶段中,对于缺乏充分证据的案件,应当及时作出处理,不能久拖不决从而损害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我国从法律上规定了存在“疑案件”的处理原则,在当今的学术界对于如何运用“疑罪从无原则”存在较大的分歧,在司法实践上的作法也千差万别,正是在司法实践中对“疑罪从无原则”理解的分门别类,所以我们有必要为之探讨。

    “疑罪从无原则”是我国新的《刑事诉讼法》所确定的原则,也是目前在国际社会公认的刑事诉讼原则之一。当前在我国司法理论界和实践应用中对此问题的理解与应用存在着一定的差异,通过对“疑罪从无原则”理论上的探讨,以及如何在司法实践应用该原则的论述,揭示“疑罪从无原则”的理念,重点探讨疑罪从无原则的应用,提高审判人员运用该原则的能力,在工作实践中达到切实保障当事人的合法利益的最佳效果。(全文共计5950字)

    主要创新观点:近年来,无罪推定原则在我国逐步得到人们的认可,疑罪从无被当作无罪推定的一部分也得以在我国法律和司法解释中有所反映。1989年11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一审判决宣告无罪的公诉案件如何适用法律问题的批复》中指出“对于因主要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经多次退查后,检察院仍未查清犯罪事实,法院自己调查也无法查清楚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可直接宣告无罪。1996年修改的《刑事诉讼法》第十二条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这一条反映了无罪推定的部分内容。但是,该条并不是无罪推定的完整表述,因此,我国是否已经确定无罪推定的原则还是不能完全肯定的,另外,该条也没有说疑罪从无。与无罪推定,有关联的还有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二条,该条规定:“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为无罪判决”。这项规定也被作为是“疑罪从无”的法律依据。其实,疑罪从无在我国目前法律中是模糊不清的,在实践中也难以操作。笔者认为,在我国的刑事司法改革中,亟须明确是无罪推定原则,而“疑罪从无”的提法增加了确定无罪推定原则的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可能导致真的犯罪分子逍遥法外。

 

以下正文

    所谓“疑罪”的解释是指司法机关对被告人是否犯罪或罪行轻重难以确证的情况,是司法实践难以避免的常见现象。“疑罪从无”原则是现代刑法“有利被告”思想的体现,是无罪推定原则的具体内容之一。对于既不能证明被告人有罪又不能证明被告人无罪的情况下,推定被告人无罪。“疑罪从无”的司法原则不仅仅是解决刑事疑案的技术性手段和原则,它的确立在更为广泛的范围内产生更为深远的影响,从而导致“疑罪”折射出了我国在法治建设进程中对法律价值的重新协调和平衡。在关注保护社会之外,对公民人权的保障和尊重、它是现代刑事司法文明与进步的重要标志之一。

    “疑罪从无”作为无罪推定原则的一项具体内容,其意义在于:我们在既不能证明被告人有罪,又不能证明被告人无罪的情况下,推定被告人无罪。当越来越多的人们在为“疑罪从无”叫好时,也许没有哪个人并未真正思考过,当一个个事实上的罪犯因为“疑罪从无”而逍遥法外的时候,社会和公众肯定接受不了该种无罪的心里承受准备,也就导致了一个坚决贯彻“疑罪从无”的司法环境必然也会造成罪犯屡屡脱罪的后果。当然,如果遇上一个事实上无罪的人被判了刑,甚至丢了性命,这样的案子当然让人更让人揪心与痛彻心扉。可是,当一个事实上犯了罪的人,因为 “疑罪从无”而不是其它法外因素没有受到追究,公众能够真心的予以理解并接受,那才是“疑罪从无”得以大行其是的时候。

    一、“疑罪从无原则”的来由与其内涵

    在现在生活的司法实践中,侦查机关有时由于主、客观原因,往往对有些案件的事实未能查得水落石出,出现了疑难案件。对于这类案件应当如何处理,不同的诉讼制度做法不一。在封建专制的刑事诉讼中,实行有罪推定,对疑难案件采取“疑罪从有”的处理原则,即尽管没有足够的证据能确定被告人有罪,仍然问罪并处以刑罚。无罪推定,是资产阶级启蒙运动中被作为一项思想原则提出来的,1764年7月,意大利刑法学家贝卡利亚提出了无罪推定的理论构想:“在法官判决之前,一个人是不能被称为罪犯的。只要还不能断定他已经侵犯了给予他公共保护的契约,社会就不能取消对他的公共保护。” 现在无罪推定原则已经被载入许多西方国家的宪法或宪法性文件当中,或被国际性文件所采用,1998年我国对刑事诉讼法进行修改,第12条明确规定,“未经人民法院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在刑事诉讼法中首次确定了无罪推定原则。按照无罪推定原则,被告人在被法院依法判决有罪以前,应当视为无罪。因此,当被告人有罪疑而不能证明时,以无罪处理;当被告人罪重罪轻难以确定时,只认定证据充足的轻罪。所谓的“疑罪从无原则”是指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犯罪,既无法证实其有罪也无法证实其无罪的情况下,不认定被告人犯罪,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处理结果。

    二、当代司法中,如何处理“疑罪从无原则”

    在当代司法实践中,刑事诉讼中存在“疑案”是一种不可避免的真实情况。对此,应如何处理?实践中存在二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疑罪应当视为无罪,即疑罪从无。主要理由是:一是符合现代法治原则,现代世界各国基本上都规定了疑罪从无原则。依据这一原则,证明被告人有罪必须达到排除一切合理怀疑的程度,否则,被告人就应当被宣布无罪。“疑罪从无“是无罪推定原则的必然要求。依据这一原则,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责任由控诉方承担,被告人不负担证明自己无罪的责任。二是符合诉讼民主的要求。对被告人最终的法律评价只能是有罪和无罪两种,没有第三种选择。疑罪从无,固然可能放纵一部分犯罪分子,但如果和真正无辜的人受到制裁相比,仍然是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的最佳选择,它有利于维护公民的人身权利,保障诉讼民主。三是符合诉讼经济原则,由于没有充分的证据定罪,检察机关退卷,公安机关补充侦查;起诉后检察机关撤诉,再起诉。造成案件久拖不决,不仅使有关当事人长期陷入讼累,而且牵扯了司法机关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造成司法资源的浪费。

    另外一种观点,疑罪应当按疑罪处理,即既不定为有罪,也不定为无罪,应当定为疑罪,亦即疑罪从疑。主要理由是:一是疑罪从无不符合实事求是原则,它可能使实际上有罪的人被判决无罪,放纵犯罪分子。对被告人进行处理,应当本着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法制原则,事实证明被告人有罪就是有罪,无罪就是无罪,无法证明也无法排除被告人有罪就是疑罪。疑罪与有罪、无罪是不同的,既不能简单地并入有罪,也不能简单地并入无罪。另外,疑罪从无,则被告人被判决无罪后,受“一罪不再理”原则的限制,侦查、检察机关通过进一步的侦查获取新的证据之后,将不能再度起诉,不利于打击犯罪。疑罪从疑,还可能保证侦查、检察机关发现新的证据后再度起诉,使案件最终得到正确处理。

    人们对客观事物的认识,总是受主客观条件的限制。法律事实与客观事实之间有一定的距离,案件发生有的时间较长,在这种情况下,在许多时候,侦查机关即使经过努力,收集证据,也是很难再显案件客观事实,给处理案件带来了难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通过修订后确定了疑罪从无原则,并规定了对疑难案件的具体处理程序。在审查起诉阶段,经过两次补充侦查,人民检察院仍然认为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的,可以作出不起诉的决定;在审判阶段,人民法院对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罪名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就是说,对于证据不足难以认定被告人有罪的案件则采取“疑罪从无的原则”。综上分析,可见疑罪从无,是重视人权保障的必然选择。由于这种破坏是行使司法权造成的,它给受害人及公众心理造成的副作用,远远超过具体案件从有罪处理达到的对犯罪人惩罚所追求的利益。由此可见,疑罪从无原则,不仅是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特殊保障,也是对可能涉讼的每一位社会成员的普遍保障,从而延伸成为了整个社会的保障。

    三、我国疑罪从无原则确定的意义

    坚持疑罪从无原则,实现了对“疑案”的推定与刑事诉讼举证责任分配的统一。举证责任的理论,其主要的意义在于案件事实真相真伪不明时,法官可根据举证责任理论,判决由承担举证责任的一方当事人承担败诉的责任。从我国《刑事诉讼法》上看,刑事诉讼上的举证责任,主要由控诉机关承担,被告人不承担证明自己有罪或无罪的责任。由此,当控诉机关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被告人有罪,应由控诉机关承担败诉的责任。被告人可在案件事实真相真伪不明时胜诉,获得无罪的宣判。有的罪犯很狡猾,在证据无法认定的时候就会死不认罪,在这种情况下法院也很难以查明真伪。

    “疑罪从无原则”完全有利于保障人权,在刑事诉讼中,与强大的国家起诉机关相比,被告人就显得十分微小,不仅调查取证的力量不如前者,而且前者还掌握着国家的强制权。因此我国的法律与现实在司法实践中,都应给予被告人特别的保护,“疑罪从无原则”正好能起到这一作用,而且“疑罪从无原则”在给予被告人特别保护的同时,达到了对其他社会成员及整个社会普遍保护的功能,实现以当事人的的保障功能。

    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疑罪从无的前提,是因为所收集的证据尚不足以证明被告人有罪。我们不能要求每一刑事案件把全部证据一个不漏地全部收集起来,这种要求是不现实的。但是对于基本的证据一个也不能缺,因为它是关系到被告人是否构成犯罪的关键性证据,缺少基本证据,就可能导致按照疑罪从无原则处理。根据司法实践,我个人认为以下几种情况应当按照疑罪从无原则处理。

    (一)案件中只有被告人的个人供述,没有其他的证据予以佐证。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6条规定:“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充分确实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被告人的供述,由于种种原因虚假的可能性很大,而被告人供述自身不能证明其本身真实,如果仅凭被告人供述认定被告人有罪,就会有可能冤枉无辜的人;与此同时,如果一旦被告人翻供,也会使司法机关的工作处于十分被动的局面,因此,即使是被告人自愿承认有罪,如果没有其他证据,也不能认定其有罪和处以刑罚。如何认定被告人有罪,必须有其他证据予以证明,并且其他证据亦能形成证明链条,达到证据确实充分,即使被告人不承认犯罪或某种较重的罪,如果其他证据确实充分,也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在英美法系中,只要有被告人对犯罪事实的承认或承担,是可以定罪量刑的。因为被告人如果在法庭开始审判时自认犯罪,则基于当事人可以处分其利益的原则,应视为被告人对争议事实已经自认,从而法院可以据以定案,不必再调查证据。

    目前,在我国的学术界尚有争议,有的人认为,鉴于口供的特点和共同犯罪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相互之间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利害关系,即使共犯口供一致,可以相互印证,也不能据此定罪量刑。有的人则认为,共犯之间的关系是互为证人的关系,其口供只要可以互相印证,就可以据此定罪判刑。有的则认为“只有被告人口供,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诉讼法》第46条的立法精神,体现了法律对口供作为证据的价值评断,即被告人供述尽管是刑事诉讼法规定的一种单独的证据种类,但对于认定被告人本人或共犯是否有罪来说,则不具有独立的证据价值,要认定有罪,必须有口供以处的其他证据予以印证。不能人为地把被告人供述这一整体分解,拆分成单个被告人供述和共同被告人供述。共同犯罪由于主观故意和客观行为的共同性,决定了共同被告人供述的牵连性,供述内容仍然是以被告人的身份出现的,其证据价值也是对涉嫌的共同犯罪事实有证明作用。因此,共同被告人的供述不具有独立的相互证明性,不能用某一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来审查同一案件中另一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是否确实,也不能简单地以若干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的机械相加表明某一案件的证据已经达到充分的程度。“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证明”,这里的“被告人”并没有规定是一名被告人的供述。实际上,多名与一名被告人的供述没有什么区别,应当同样对待,这样才能真正做到重证据,不轻信口供,才能避免冤假错案的发生。当然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笔者没有否定被告人供述作用的意思,这里只是针对共同犯罪者供述进行的分析,如果是非共犯的同案被告人的供述,如一并审理的行贿与受贿,传授犯罪方法罪的被告人与用传授的犯罪方法犯罪的被告人的供述,或者是既非共犯也非同案但犯罪事实有关联的被告人的供述,如徇私舞弊类犯罪的原案与被告人的供述等,笔者是赞成此类被告人口供的证明力的。

    (二)被告人的供述只是片短,不能形成证据链接

    这种情况也可分为两种情况,即被告人一直不供述和被告人曾经供述,但在审理阶段翻供。之所以对这种情况单独列出,我国目前不能是在公安机关还是在审理阶段,都是唯 “口供论”。刑事诉讼法从而做出了详细的规定,规定对一切案件的判决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由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刑事诉讼中的中心人物,案件的结果如何,与他有切身的利害关系,他所处的特殊诉讼地位,决定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口供具有真实性与虚假性并存,往往是真假混杂。所以现实在我们不能把口供看成是最可靠的证据,错误地认为只要有了供述,定罪的证据就确实充分;没有口供,定罪的证据就有缺陷、有疑问、不可靠。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对犯罪事实的证明要求或称为证明标准是“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具体是指达到以下标准:第一、据以定案的每个证据都必须查证属实;第二每个证据必须和待查犯罪事实之间存在客观联系,具有证明力;第三,属于犯罪构成各要件的事实均有相应的证据加以证明;第四,所有证据在总体上已足以对所要证明的犯罪事实得出确定无疑的结论,并排除了其他一切可能。一切案件都应该按照这一标准去衡量,有疑处,就应当按照疑罪从无原则去处理。

    疑罪从无原则以及证据不足的无罪判决制度之所以在实践中难以实现,其主要原因在于:一方面,我国目前的刑事诉讼制度存在缺陷,另一方面,缺乏社会观念的认同,我们要慎重“疑罪从无原则”,在处置“疑罪从无原则”时,我们要按照新的《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处理妥当,不能造成错案、冤案,也不能让真的的罪犯逍遥法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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