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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惩戒制度研究
作者: 吴 凡  信息来源: 原创  发布时间:2017-03-13 浏览次数:3425 [关闭此页 打印此页]

论文提要:

    提起法官,总和公平、正义和威严联系在一起,他们在人们的心中有着崇高和神圣的形象,他们是社会正义的化身,是实现公平的执法者。纵观古今,无数哲学家对于法官给予了高度的赞誉,在现代社会,法官掌握着当事人的诉讼命运,堪称“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壁垒”。裁断纠纷、审判执行,法官的一言一行关系着司法的公正,代表着法律的威严。

    正如人们所知,司法活动是否公正主要取决于法官高度独立和专业化的运作方式,如若一名法官违背职业道德,其判决有违公正的准则,则会导致社会公平正义的丧失,从而引起民众对于法律的公正性、权威性进行怀疑,造成“司法信任危机”,引发社会动荡不安。所以对于法官树立起制约机制和有效的惩戒制度来规范其权力的运用,是我国现代化法治建设的必然要求。现如今,对于构建法官惩戒制度的研究越来越多:一方面,由于司法活动的特殊性,过多的干预会阻碍法官职能的正常行使,故对于法官独立的呼声越来越高;另一方面,增强司法工作的透明性和公开度,已成为司法监督的必然要求。

    本文介绍了法官惩戒制度的概念、体系结构,通过借鉴域外国家在法官惩戒方面的经验,对我国目前法官惩戒制度现状进行分析,发现存在的缺憾与问题,对我国构建完善的法官惩戒制度进行思考并给出建设性意见。全文共计8696字(包括注释)。

主要创新观点:

    纵观全局,目前我国法官惩戒制度在取得长足进步的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其中主要表现为法官惩戒的行政色彩较为浓重、惩戒机构设置不尽合理、惩戒程序模糊不清、惩戒事由不科学详细等。这些都严重制约着我国法官惩戒制度的进步,不利于民主法治进程。法官的职业特殊性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公众对于国家法律的态度,法官惩戒制度的诞生,则直接维护了司法的公信力。法律本身无法自发进行调节,进而自动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需要通过法律职业人制定法律并切实操作才能发挥法律对社会的能动作用。构建合理完善的法官惩戒制度,是推动法律进步、社会发展的应有之义。本文通过切实分析目前我国法官惩戒制度的不足之处,创新性地提出了四点意见:1.构建独立的法官惩戒委员会;2.规范、明确法官惩戒事由;3.优化惩戒程序;4.确立惩戒保护程序。从四个层面深入浅出地给出完善我国法官惩戒制度的建议,全方位、立体性地包围现实问题,层层发掘求解,力图给出最适合中国国情的建设性意见。从学术层面,对制度进行研究,有益于了解现实,溯本求源;在实践层面,结合发达国家实践经验,“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意见更有现实性。最终通过提出符合我国社会规律和特点、体现国家和社会本质需求的司法化法官惩戒制度,力求从根本上解决有效司法监督和保障司法独立的矛盾,切实维护社会的公平与正义。

 

以下正文:

 

    法官,在我国是对依法行使国家审判权的审判人员的称谓,包括从最高法院到基层法院、专门法院的院长、副院长、审委会委员,审判庭庭长、副庭长,审判员和助理审判员。法官作为国家司法权的行使者,是国家法律制度的载体,必须具备专业的法律素养和良好的职业操守。其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职业要求决定了法官代表着国家法治的形象。一个完整的司法权的运行和实现过程包括了以下几个要素:纠纷、程序、法律、法官。作为完整司法活动中的最后一道程序,法官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为核心与能动的程序。为了确保法官的行为合法有效,确保其权力行使的公正性,应给予其相应的监督,保障人民群众诉讼基本权利的实现。同时,司法权的独立行使则要求法官应被赋予相应的身份保障。为了有效平衡法官的身份保障与监督惩戒,构建完善的法官惩戒制度迫在眉睫。完善法官惩戒制度有助于健全我国的法官制度,对于规范法官行为、维护审判独立、遏制司法腐败有重要作用。

    一、法官惩戒制度概述

    惩戒,是一种对行为人进行处罚迫使行为人本身及其他人不敢再犯此类错误的行为。惩戒是对某种出现的行为、方式的否定性评价。惩戒属于一种事后评价监督机制,当行为人行为不当、违背相应标准时,惩戒程序通过对行为人进行社会利益、财产、人身等方面的惩罚实现打击违法乱纪行为、预防此类行为再次出现的目的,这里的惩戒概念为广义上的惩戒,即法官惩戒的对象不仅是法官的违法犯罪行为,还包括并不违反法律但是违反法官职业纪律和职业道德的行为([1])。关于法官惩戒制度的概念,目前学界尚无定论,就其一般意义,是指由法定的专门机构,根据法定事由经过法定程序对法官违反法律或纪律的行为,区别不同性质、情节、后果等,予以惩处、以示警戒的法官制度([2])

    综合来看,广义的法官惩戒制度包括法官惩戒的事由、法官惩戒的主体、法官惩戒的程序、法官惩戒的措施以及法官惩戒的权利救济措施五大要素([3])

    1.1、法官惩戒的事由

    法官惩戒的事由是惩戒程序开启的必要前提与基础。法官惩戒制度体系中,惩戒事由限定了惩戒权力的行使范围。当法官的不当行为包含在法定惩戒事由范围内则引发惩戒程序。法官惩戒的标准一般可归结为:法官是否不正当地利用自己的法官地位和自身的社会影响力,妨害了司法公正或使民众对司法公信力产生怀疑。法官惩戒的事由依据被惩戒行为的属性划分为两类标准:从对社会的危害程度来看,惩戒的事由有不法行为和不当行为两种。违法行为即违反国家强制性或一般性法律法规的行为。不当行为是指在未违反法律的情况下,法官在工作中有履职怠惰、违背相应职责义务、出于私利参加商业经营活动等。从法官行为是否为司法性行为可将法官惩戒事由分为司法内事由和司法外事由。司法内惩戒事由是指与法官在参与司法活动中履行职务时的违纪违法行为,例如滥用权力、贪污腐败、徇私枉法等。司法外惩戒事由则是指法官的行为与行使司法职权无关,是其个人社会性行为,如参加非法集会游行、聚众赌博等违反法官职业纪律与道德的行为。

    1.2、法官惩戒的主体

    法官惩戒的主体是指负责对法官不当、不法行为进行调查、审理并作出裁决的权力机构。惩戒主体是唯一合法有权对法官进行惩戒的机构,所以法官惩戒主体的确定至关重要。

    对于惩戒主体的确定有几方面需要考虑:首先,惩戒主体须为等级较高的立法机关或者司法机关,惩戒主体的权威性直接影响着惩戒效果的实现;其次,惩戒机关的组成人员应当包括法官、律师等法律专业人员;再次,惩戒主体涉及两个以上机关的,应当慎重而合理地分配惩戒权力,使惩戒机构能够充分实现惩治法官、维护正义的职能;最后,惩戒主体的设置不仅包含法院系统内部的机构还需要包括法院系统以外其他机构([4])

    纵观世界各国,法官惩戒主体大致可分为如下几个类型:以议会、国会等立法机关为主要惩戒主体。代表国家有美国、澳大利亚等;通过司法系统控制法官惩戒权,其中,日本、德国属于这一类型;成立专门的委员会掌握法官惩戒权,职能以调查、审理为主,有的委员会拥有决定惩戒的权力。

    1.3、法官惩戒的措施

    为了防止法官滥用权力,预防“钱权勾结”,需要设置有效的惩戒手段。由于法官的职位特殊性,其行为代表着司法公信力,因此惩戒措施更应该科学合理。正如有的学者所言:不仅具有惩戒的意蕴,而且还具有防止犯罪人再犯的防卫功能和警戒具有同样资格的人倍加珍惜自己享有的资格而不去以身试法的功能([5])。以美国为例,联邦法院的法官在经过弹劾程序后,如果被定为无罪,可继续任职,如若被定为有罪,则被免职,如构成刑事犯罪,则在免职后交由联邦最高法院审判。

    1.4、法官惩戒的程序

    联合国《关于司法机关独立的基本原则》第 19 规定:对法官的“一切纪律处分、停职或撤职程序均应根据业己确立的司法人员行为标准予以实行。”第 20 条规定:“有关纪律处分、停职或撤职的程序应受独立审查的约束。” ([6])

    而我国关于法官惩戒的程序则是报请审批模式,行政化程度非常高。

    法官惩戒的程序有弹劾程序和普通惩戒程序两类。广义上的法官惩戒制度包含以上两种惩戒类型,狭义上的法官惩戒制度则仅指后者。弹劾程序往往是法官触犯法律,违反宪法的基本原则或其他法律条例,产生了较为严重的后果而开启的惩戒程序。而普通惩戒则多半由于法官违纪、失职等行为造成的,本质上并未触犯法律,危害性较小。在我国政治制度下,法官的弹劾由立法机关(议会、国会)或立法机关设置的专门机构负责推动。而法官的普通惩戒程序大多由法院内部设立的监察机关来执行。与弹劾程序的直接罢免法官的职位不同,普通惩戒程序的手段多样,有训诫、降职、劝告、强迫主动退休等,其目的在于纠正法官的行为偏差,保障司法公正。

    1.5、法官惩戒的保护

    法官职业的特殊性决定着法官这个职业化群体在享有崇高的社会地位和威望的同时又要时刻接受人们的监督。当法官的行为出现偏差时,就会称为被控诉的对象。一切被指控者都应当享有辩解和申诉的权利,法官也应具有这样的权利。但出于对腐败或不公正现象的愤恨,人民可能由于愤怒而造成短视,造成忽视法官的合法权益。被惩戒法官面临不法追究或法官的个人合法权利受到损害时,涉事法官应当受到充分的救助保护。健全科学严密的责任追究制度,给予被惩戒法官充分的保护,可以有效的防止惩戒人员的任意擅断,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保障处罚的客观公正([7])

    二、我国法官惩戒制度的现状及问题

    2.1、我国法官惩戒制度的现状

    我国现行的法官惩戒制度是根据《法官法》《、法官职业道德基本准则》、《人民法院监察工作条例》《、人民法院审判人员违法审判责任追究办法(试行)》、《人民法院审判人员违法审判责任追究办法(试行)》、《人民法院审判纪律处分办法(试行)》、《人民法院执行工作纪律处分办法(试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有关惩戒制度的若干规定》等法律、法规建立起来的([8])

    2.1.1、我国法官惩戒制度的基本内容

    法官的行为受到宪法等相关法律的约束,当法官有违法行为时,将承担刑事处罚。此外,依据《法官法》和《纪律处分办法》对明确规定了对法官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降职和开除等行政色彩鲜明的惩戒手段。

    依据被惩戒的法官的不同等级,惩戒措施的不同则对应的执行惩戒的主体也不相同。一般情况下,被惩戒法官的职位高低、惩戒措施严厉与否与惩戒主体的等级和权限呈现正相关关系。作为法官产生机关——人民代表大会,有权对法官进行职务罢免的处分;各级人民法院的监察部门作为法院系统内部负责法官惩戒案件调查的组织,作出处理决定的机关也各不相同。

    对于普通法官来说,各级法院监察部门负责对本院法官处以警告、记过、记大过处分的惩戒;而法官的降级、降职则须经监察部门提出处理意见后由院领导批准方可进行。基层法院无权作出开除本院法官的决定,若需开除,则必须报上级法院监察部门提请院务会批准;中、高级人民法院可由本院监察部门提请院务会批准开除本院法官公职,但仍需向上级法院备案。

    对于地方各级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正副庭长、审判员来说,本院可决定对其进行降职以下的处分,并报其产生机关和上级法院备案;对其进行免职、开除处分的须由本院院长提请同级人大决定。

    对于地方各级法院院长来说,对于其处分决定须由上级法院批准;对其进行免职、开除处分的须由本级法院报请同级人大或者同级人大常委会,再由人大常委会报请上级人大常委会批准作出罢免决定。

    依据《刑法》规定的第 247 条刑讯逼供、暴力取证罪,第 8 章贪污贿赂罪、第 399条徇私枉法罪等若干条有关司法人员的犯罪,均应追究涉事法官的刑事责任。《法官法》

    列举了 13 项法官应受惩戒的事由,其中包括法官职务性违法行为和非职务性违法行为,例如,贪污受贿、徇私枉法、散布非法言论,参加非法组织、罢工等。此外,《违法审判追究办法》以及《纪律处分办法》均对法官应受惩戒的情形作出了详细的规定,如违法受理案件、执行中故意造成财产损失等。

    依照《人民法院监察工作暂行规定》和《监察部门查处违纪案件的暂行办法》之规定,我国法官惩戒案件包括案件受理、立案、调查、审理等一系列程序。法院监察部门受理了群众的检举、控告后,对于符合处分标准的应当决定立案,并在 3 个月内调查完毕,写出调查报告。如果被调查法官行为与刑法相抵触,构成犯罪则应及时交由有关机关。对于需要法院作出处罚的,须进一步将案件送交审查小组或审查委员会进行处理([9])。经审理决定,应对涉事法官进行处罚的,经有关部门同意可作出处分决定。

    我国《法官法》规定,法官“非因法定事由、非经法定程序,不被免职、降职、辞退或者处分”。被惩戒法官对惩戒决定不服的,可在规定时间内向作出惩戒决定的机关申请复议,或向其上级机关申诉。

    2.1.2、以裁判结果为惩戒依据的错案追究制度

    错案责任追究制是指对法官所做的错误裁判追究责任的制度。最高法院制定的《人民法院审判人员违法审判责任追究办法(试行)》和《人民法院审判纪律处分办法(试行)》是错案责任追究制度的依据([10])。我国的错案责任追究制度设立的初衷为打击司法领域的违法、腐败行为,匡扶司法公正。现实当中,错案责任追究制度一定程度上的确有助于提高法官责任感、对提升案件审理质量、惩治法官违法行为([11])

    但我国的错案追究制度仍有不合理之处:如责任承担者的设定不科学、责任主体与审判主体重合、法官的独立审判权与审委会的权利混杂、重实体,轻程序等。

    2.2、我国法官惩戒制度存在的问题

    我国目前在法官惩戒制度方面已取得了一定成绩,但纵观全局,在司法改革的浪潮之下仍然有一些弊端,还需不断加以改革和完善,主要表现如下:

    2.2.1、行政化色彩较重

    从古代发展到近现代,我国的国家治理及司法活动一直由行政权力所统辖。与美国的三权分立体制相较,我国的法院系统的运行机制带有突出的行政化色彩,我国法官惩戒制度也不例外([12])。在我国法官惩戒制度当中,惩戒制度基本适用类似普通行政人员,其惩戒的程序、手段并未体现出法官的职业特点。被惩戒法官与惩戒机构基本上为隶属关系,被惩戒法官的命运始终握在本法院的手中。即使对有审判资格的法官进行免职、开除的最严重处分须由人大决定,即使基层法官的开除决定需要上级法院院务会作出决定,也不影响惩戒机构从中包庇本单位法官。这是由于所有惩戒案件的调查核实工作均由本院监察部门负责,监察部门的工作又受到本院院长等的领导,法院领导或逃避自己监管不力的责任,或为了本单位的美名,或因“人情”、“关系”而对个别法官的违法违纪行为睁只眼闭只眼([13])。这种行政色彩浓厚的氛围,可能会阻碍司法公正。

    2.2.2、惩戒机构的设置不合理

    根据我国现行法律和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规定,法官惩戒的主体机构有两个:一是国家权力机关即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二是审判机关即各级人民法院。前者拥有“罢免”同级人民法院中担任行政领导职务或者具有一定审判职称的法官的惩戒措施的权力,其他惩戒措施由人民法院监察部门行使。实践中,人大及其常委会对法官的罢免一般是在法院提出罢免意见后才行使的,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实质审查,仅相当于程序执行。对于法官日常行为的监控是由人民法院内部进行的。监察室作为先行的法官惩戒机构,不论惩戒对象是法官还是其他工作人员,采取同一制度的监管。惩戒机构设置的不合理可能会导致一些违法违纪案件由于牵涉到法院领导的地位,存在“内部处理”的情况,致使法官惩戒制度的虚设。

    2.2.3、惩戒程序模糊不清

    制度的执行需要程序作为保障,实体法的适用离不开程序法,对于法官惩戒制度更需要法律规范形式的程序规定来保证其能够良好的运行([14])。在我国,立法层面上对法官惩戒的具体程序几乎没有规定,惩戒程序如何启动、启动后由何种组织调查、调查的手段、被惩戒的法官的权利和义务等都未作具体的规定。比较分析美国、德国等国家,其法官惩戒程序的设计较为详细和具体。西方法治发达国家大多都在宪法或法律的层面对惩戒法官的程序都进行了严格的明确规定,在立法层面关于法官的惩戒制度的各项程序是较为完善可行的,相比之下,我国的法官惩戒程序明显是简单的、不可操作的([15])。尽管《法官法》也试图建立相应的惩戒制度,但是至今法官职业仍然没有脱离现行的适用于普通公务员的纪检监察制度,真正体现法官职业特点的司法性的法官惩戒程序并没有建立起来,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对于法官惩戒究竟是司法活动还是行政活动的问题认识不清,从而与惩戒制度司法性原则相悖([16])

    2.2.4、惩戒事由不科学

    在实践中,一些法院往往因裁判结果与客观事实的偏差而追究法官的责任,而这种偏差有时因当事人举证不能导致,有时仅仅是认识上的不同导致不同审级对同样问题看法不一致([17])。为了遏制法官腐败,提高办案质量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纪律处分办法》和《违法审判追究办法》,正式确立了错案追究制。因此,“错案”成为了我国惩戒法官的主要事由。但“错案”这个概念本身较为模糊,目前我国对于“错案”的理解有两种:案件通过上诉程序被发回重审或改判;通过审判监督程序案件的审判结果被再审改变。因此下级法院可能会因为害怕承担责任而不断请示上级,揣摩上级法官“心意”的情况,严重妨碍了司法独立性。现代民主法治社会对法官审判权的尊重来源于法院权威、司法独立和司法公正的需要。故“错案追究制”应顺应时代要求进行改革。

    三、完善我国法官惩戒制度的思考

    由于法官职业的特殊性,与法律的公正公平挂钩,对于法官的监督和权力制约至关重要。目前我国法官惩戒制度存在一些缺憾,为了构建和谐的社会主义法治社会,我们应从如下几个方面着手努力,打造全方位、科学合理的法官惩戒制度。

    3.1、构建独立的法官惩戒委员会

    纵观世界各发达国家的法官惩戒经验,一般都设有专门的机构来进行法官惩戒。美国利用法官行为调查委员会,而德国通过纪律法院实现这一目标。而我国法官人数众多,更应该在高级人民法院及最高人民法院设置专门的法官惩戒委员会。由此执行与一般行政人员不同的惩戒,为保证对司法独立、法官地位的尊重以及实现惩戒的预期目的,惩戒权力机构须具有较高的等级以体现出惩戒主体的权威性,并能保证不受其他因素干预地、独立地行使惩戒权力([18])。为了体现我国的宪法精神,对于违纪法官的免职处分仍应由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做出在省一级及最高法院设置独立的法官惩戒委员会,该委员会负责对法院系统内部的法官执行惩戒权力并负责法官惩戒的受理、立案、调查、裁决等程序。在惩戒委员会中设立如下职能部门:惩戒案件调查委员会,负责法官惩戒案件的受理、立案以及调查程序;惩戒案件的裁决部门(惩戒法庭),负责居中审理法官的惩戒案件,对案件负有查明事实、适用法律法规的职责;惩戒案件监督委员会,独立于其他两个部门的监督委员会负责对整个惩戒程序进行监督,及时纠正法官惩戒程序中的不当做法,保障法官惩戒的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19])。遵从高级人民法院法官惩戒委员会负责所辖基层法院、中级人民法院以及高级人民法院普通法官的惩戒案件。最高人民法院法官惩戒委员会负责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副院长或者审判委员会成员的法官及最高人民法院所辖范围内的其他法官惩戒案件。在惩戒委员会的人员构成上,应该多元化,除经验丰富的资深法官外,还应在社会范围内广泛吸收法学学者、高校法学教授、检察官、律师、普通民众代表等,在公平公正法治的基础上,充分保证民意的参与。

    3.2、惩戒事由明细化、规范化

    目前我国实践中广泛采取错案追究机制,但对于“错案”概念的本身,定义却模糊不清,普遍通过结果标准来判断案件是否属于错案。如前所述,错案追究机制在实际运用中存在种种弊端,对其进行改革,改为用程序标准来判断错案是规范、明细法官惩戒事由的必然要求。通过程序标准判断指的是我们的视线应更多关注法官的行为,从对实体正义的关注转移到对程序正义的关注。在我国这样的法治社会国家,如果法官严格按照程序来判案,则应推断其判断结果的正确性。因为结果的判断具有模糊性和不可操作性,很难从实体是对于其作出“正确”、“错误”的判断,但程序是可以被把控的。如果一名法官违法了既定的法律程序,则可作为“错案”的标准判断。通过制定统一的法律法规,整合现行《法官法》、《违法审判追究办法》、《纪律处分办法》等涉及法官惩戒内容的法律法规,制定出符合中国国情的《法官惩戒法》,保证所有的法官惩戒案件都适用同样的惩戒依据。

    其次,除了程序、法律标准外,还应约束法官的司法外行为,注重对法官违反职业道德的行为惩处,培养法官良好的道德品质和职业操守,并在现行的法律法规中完整体现。

    3.3、惩戒程序优化、可操作

    惩戒程序模糊不清、行政化较为严重是我国法官惩戒制度的缺陷之一。我国的法官惩戒程序应该根据司法特点加以改革,使惩戒程序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将法官的惩戒程序从一般性行政惩戒程序中脱离出来,制定专门的法律法规,严格规定其程序制度,对于法官惩戒案件的受理、立案、审理、执行做详细规定。对于法官的一般性惩戒应适用于普通诉讼程序,当事人及法定代理人或者其近亲属以及特定的司法监督机构如纪委和法院监察部门都可以对法官的违法失职行为以及不当行为向法官惩戒委员会提起诉讼([20])。对于有正当理由和初步证据的起诉,法官惩戒委员会应以合议庭的形式对案件进行审理,庭审过程可参照诉讼法一般思路并结合相关法官惩戒制度开展举证、质证、辩论等,最终由合议庭进行判决,惩戒决定书由法院院长负责执行。在诉讼过程中应当充分保障被诉法官的辩护权、上诉权、申请回避权等合法权利。庭审过程中如若发现法官行为涉及刑事犯罪,则应移送公安机关、检察院追究其刑事责任。通过立法赋予法官惩戒委员会的司法调查权限,如查询、冻结被调查对象在金融机构的账户;有权向有关机关和个人查阅、复制有关资料;有权向相关案件的人员进行调查取证;在被调查期间,暂停被调查法官的职务等。

    3.4、惩戒保护程序的确立

    为了维护被惩戒法官的合法权益,保持法律的公正性,应该设立惩戒保护程序。当被惩戒的法官认为法官惩戒委员会的惩戒决定有失公允时,必要的保护程序应发挥功效,要保障被惩戒法官有途径提出申诉,案件重新被审理调查的机会。当被惩戒法官对惩戒委员会的惩戒决定不服可通过向同级的惩戒委员会提出复议申请或向最高法院的法官惩戒委员会提出上诉两种方式进行。当进一步举证调查后发现惩戒确有失公允、与事实不符时惩戒委员会应重新调查,必要时取消惩戒决定。对于惩戒决定造成个人名誉损失和经济损失时,应给予被惩戒法官恢复名誉和必要的经济补偿。法官虽与普通行政人员不同,但也是国家的普通公民,在其合法权益被侵害时,应当享有获得赔偿的弥补和保护。同时,各级法官惩戒委员会应当实行政务公开、行政透明,及时将惩戒决定公开宣布和网上发布,以便接受社会公众和新闻媒体的监督。

 

注释:

([1]) 赵培培:《法官惩戒制度研究》,河北:河北大学, 2015年,第2页。

([2])张蔚:《比较研究我国法官惩戒制度的司法性欠缺及改革方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2009年,第2页。

([3]) 李媛媛:《论我国法官弹劾制度的构建》,辽宁:沈阳师范大学,2013 年,第5页。

([4])赵培培:《法官惩戒制度研究》,河北:河北大学, 2015年,第4页。

([5])钱叶六、魏昌东:《商业贿赂犯罪刑罚立法之检讨与完善》,载《南京财经大学学报》2008 年第 3 期,第4页。

([6])李健:《论法官的主体性》,上海:复旦大学,2011 年,第4页。

([7])倪境:《论法官惩戒制度的改革与完善》,内蒙古:内蒙古大学,2011年,第5页。

([8])张蔚:《比较研究我国法官惩戒制度的司法性欠缺及改革方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2009年,第14页。

([9])王建林:《司法违纪责任追究:现状、问题、出路》,载《安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 年 3 月第 23 卷第 2 期。

([10])曹丽:《从错案追究谈我国法官惩戒制度的改革》,重庆:西南政法大学, 2006 年,第15页。

([11])于淼淼:《司法改革背景下我国法官错案责任追究制度实证研究》,内蒙古:内蒙古大学,2011年,第17页。

([12])苏力:《道路通向城市—转型中国的法治》,法律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34 页。

([13])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研究室理论研究小组:《法官办案责任的健全和落实》,载《人民司法》2014 年第 7 期。

([14])陈卫东:《程序正义之路》第一卷,法律出版社,2005年6月第1版,第504页。

([15])倪境:《论法官惩戒制度的改革与完善》,内蒙古:内蒙古大学,2011年,第15页。

([16])蒋惠岭:《论法官惩戒程序之司法性》,载于《法律适用》,2003年总期第210期,第1页。

([17]) 张鹏:《我国法官惩戒制度的完善》,湖南:湖南师范大学,2012年,第16页。

([18])贺小荣:《人民法院四五改革纲要的理论基点、逻辑结构和实现路径》,载《人民法院报》2014 年 7 月 16 日,第 005 版。

([19])赵培培:《法官惩戒制度研究》,河北:河北大学, 2015年,第17页。

([20]) 荆笑言:《论法官惩戒制度》,重庆:西南政法大学,2009年,第26页。

论执行和解制度的不足与完善——以破解执行难为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