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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水红、汪江等诉汪时锐生命权纠纷案 ——农村邻里之间义务帮工与承揽的区别
作者: 储爱武  信息来源: 原创  发布时间:2017-03-13 浏览次数:2045 [关闭此页 打印此页]

关键词   义务帮工承揽侵权责任归责原则

裁判要旨

帮工人因帮工活动遭受人身损害的,被帮工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帮工人因第三人侵权遭受人身损害的,由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

相关法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承揽人在完成工作过程中对第三人造成损害或者造成自身损害的,定作人不承担赔偿责任。但定作人对定作、指示或者选任有过失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第十四条 帮工人因帮工活动遭受人身损害的,被帮工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被帮工人明确拒绝帮工的,不承担赔偿责任;但可以在受益范围内予以适当补偿。

帮工人因第三人侵权遭受人身损害的,由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第三人不能确定或者没有赔偿能力的,可以由被帮工人予以适当补偿。

案件索引

一审:安徽省岳西县人民法院(2015)岳民一初字第00714号(2015年8月27日)

基本案情

余水红、汪江、汪霞、余金贞诉称:2015年3月27日中午,汪时锐因新建房屋安电,请汪江的挖机为其挖一根水泥电线杆,当时汪江之父汪从炳在场,帮汪时锐抬水泥杆,由于水泥杆较重,在操作过程中,水泥杆砸伤汪从炳头部致其当场死亡。汪从炳是为汪时锐义务帮工,汪时锐应对汪从炳的死亡承担赔偿责任。

汪时锐辩称:汪时锐与汪从炳是承揽关系,承揽关系中承揽人的损失,只有在定做人有过错的情况下才承担赔偿责任,因此请求法院驳回原告请求。

法院经审理查明:汪江有挖机一台,由其聘请驾驶员舒敏驾驶施工;汪从炳系汪江父亲,平时帮忙照看挖机做活。汪江的挖机完成工作时,提供驾驶员、挖机及油料。汪时锐请汪江的挖机为其打屋基,汪江按180元/小时收费,从挖机开始出发运转时就计时收费。打屋基过程中,汪时锐、汪从炳约定用挖机为汪时锐取一根水泥杆并运到汪时锐家(用于汪时锐建房安电)。2015年3月27日中午,汪从炳协同挖机在帮汪时堂(案外人,住同村油树组)干完活后,准备开至汪时锐家挖屋基,顺路汪从炳就决定帮汪时锐将白帽镇深村村油树组路边的一根水泥杆取出,并通知汪时锐到场。汪时堂也随挖机至现场。驾驶员操作挖机将水泥杆从路边田里取出后拉到路上(此时挖机属于收取汪时锐的费用中),电线杆悬空放在路上(一头在路上,一头悬空在田坝上),须用挖机移到路里边水沟里,就计划在水泥杆中间系一根绳子挂到挖机斗上,吊住水泥杆再进行移动。于是挖机驾驶员用挖机将水泥杆中间勾住抬起来,水泥杆细的一头就被抬起来,粗的一头在地上,为防止水泥杆摔断,就安排用人工抬住水泥杆,待挖机放下水泥杆在人肩膀上后再系绳子,于是汪时锐与汪从炳两人就在水泥杆细的一头用肩膀去扛水泥杆,汪时锐用左肩,汪从炳用右肩,二人都面对挖机站立,由汪时堂系绳子。当汪时堂准备系绳子时,水泥杆突然从挖机上滑落,顺势砸到汪从炳头右边,将汪从炳压倒在地当场死亡。

电线杆长八米,圆形,重约1000斤(原告认为重2000-3000斤)。汪从炳帮助抬水泥杆,汪时锐没有明确拒绝,也未另行支付费用。

汪从炳,男,1965年9月10日出生。其母余金贞有能尽抚养义务的子女5人。余水红系其妻子,汪江、汪霞系其子女。汪从炳死亡后,汪时锐支付了现金15000元,另置办了棺木、寿衣、石灰、等物品,汪江等认可物品价值为5000元,汪时锐主张物品价值为6000元。

庭审后,本院就汪江及驾驶员舒敏在事故中有可能负有责任的问题向余水红、汪霞、余金贞进行了释明,三原告表示放弃通过本次诉讼追究汪江及舒敏的责任。

裁判结果

安徽省岳西县人民法院于2015年8月26日作出(2015)岳民一初字第00714号民事判决(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一、被告汪时锐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原告余水红、汪江、汪霞、余金贞因汪从炳死亡所致损失91234.20元,扣除汪时锐已支付的20000元,尚应实际支付71234.20元;二、驳回原告余水红、汪江、汪霞、余金贞其他诉讼请求。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汪江的挖机为汪时锐家打屋基、拔电线杆,由汪时锐按180元/小时支付工资,即汪江以自己的设备、技术、劳力为汪时锐完成工作,汪时锐在汪江交付工作成果后支付报酬,双方间是承揽合同关系,汪江为承揽方,汪时锐为定作方。承揽合同中,汪江仅需提供挖机、驾驶员、油料,按汪时锐的要求进行工作。汪从炳是汪江的父亲,虽在挖机工作过程中从事些管理、辅助性工作,但在挖机为汪时锐完成拔水泥杆的工作中,其帮抬水泥杆行为并非挖机提供劳务的工作内容,即使需要部分人工进行协助,该协助人员的安排并非挖机一方的当然义务,汪从炳所从事抬水泥杆事务并非交付劳动成果的行为之一。因此其帮助抬水泥杆,系为汪时锐无偿提供劳务进行帮忙,与汪时锐构成义务帮工关系。四原告的该项事实主张成立,汪时锐抗辩汪从炳与其间是承揽关系,与事实不符,该抗辩不能成立。

从审理查明的事实看,汪从炳死亡是在挖机取出电线杆后为移动运输电线杆进行准备的过程中发生的,这一准备活动是由承揽人汪江雇请的驾驶员舒敏驾驶挖机完成承揽事务、义务帮工人汪从炳(完成义务帮忙行为),另一义务帮工人汪时堂(完成义务帮忙行为)及汪时锐(为自己的事务而行为)共同协作完成。因此,汪从炳的死亡,既不应从纯粹的义务帮工人在从事义务帮工活动中致害来确定责任,也不能从纯粹的承揽人在完成承揽事务中致第三人损害来确定责任,而应全面地、综合地分析参与该项准备活动中各方人员的地位、作用及主观过错等因素,公平合理地确定有关各方的责任。具体而言,首先,在该项准备活动中,起支配作用的是挖机驾驶员,其作为专业操作者,对用人力抬超过其承受能力的重物应当预见其危险性,其在完成移动水泥杆的工作过程中,指挥汪从炳、汪时锐抬水泥杆,对危险性预见不足,指挥、操控不当,致使水泥杆滑落砸死汪从炳的意外发生,因此挖机驾驶员负有较大的过错责任;因挖机驾驶员是在从事雇佣活动中致人死亡,该赔偿责任应当由雇主汪江承担(驾驶员是否有故意或重大过失,因原告未将其作为被告,故本案不予审查)。汪江以外的三原告放弃在本案诉讼中追究汪江或舒敏的责任,故其之间的权利、义务,本院在本案中不作调整,但汪江应当承担责任的部分应当从赔偿总额中予以核减。其次,汪从炳本人作为成年人,对于抬水泥杆可能存在的危险性应能预见而未预见,其在从事危险活动中未尽谨慎注意义务存在一定过错,自身应负一定的责任,对此,四原告也予以认可,因此也应适当减轻被帮工人汪时锐的赔偿责任。汪时锐作为接受汪从炳提供帮忙行为的被帮工人,同时也是舒敏提供承揽事务的定作人,本人在现场并参与该危险事务,没有尽到合理指示、安全配合及注意义务,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故综合本案实际情况,确定汪从炳对其自身损失承担30%的责任,汪江对汪从炳的损害承担40%的民事责任(因余水红、汪霞、余金贞放弃在本案中追究汪江的责任,故该部分损失本案不予处理),汪时锐对汪从炳的损害承担30%的赔偿责任。

对汪从炳死亡造成的损失,依法核定为:丧葬费为23903元(47806元÷12月×6月),死亡赔偿金为198320元(9916元/年×20年),被抚养人(余金贞)生活费应按5人赡养计算,即应为7891元(7981元/年×5年÷5人),精神抚慰金根据本案情况其主张70000元予以支持,处理丧葬人员费用酌情支持4000元,以上损失合计304114元。

综上,对汪从炳死亡所致损失,由汪时锐向余水红、汪江、汪霞、余金贞赔偿91234.20元。汪时锐已支付的款项因其没有提交证据证明实际发生金额,故按四原告认可金额20000元认定,此款应在汪时锐应承担的赔偿款项中予以抵扣。

案例注解

该案例涉及义务帮工关系中帮工人受伤与承揽合同中承揽人受伤责任怎么分配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承揽人在完成工作过程中对第三人造成损害或者造成自身损害的,定作人不承担赔偿责任。但定作人对定作、指示或者选任有过失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第十四条 帮工人因帮工活动遭受人身损害的,被帮工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被帮工人明确拒绝帮工的,不承担赔偿责任;但可以在受益范围内予以适当补偿。帮工人因第三人侵权遭受人身损害的,由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第三人不能确定或者没有赔偿能力的,可以由被帮工人予以适当补偿。然而,在实际生活中,农村邻里之间相互帮忙、换工,承包等这样的方式很常见,在没有纠纷发生的情况下一切看起来都很自然、平常、和谐,然而一但有人在做事的时候受伤就出现了很棘手的问题,首先要厘清当事人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基础法律关系。其次在考虑法律适用的同时需要兼顾利益的平衡,最后不至于因为处理这些案件导致邻里之间的关系变得陌生,这些很有挑战性,对现实农村生活中构建和谐的农村生活意义重大。

本案中,汪江雇佣驾驶员舒敏为汪时锐家挖屋基,汪江与汪时锐之间是承揽关系,汪江负责将屋基挖好交给定作人汪时锐,打屋基过程中,汪时锐、汪从炳约定用挖机为汪时锐取一根水泥杆并运到汪时锐家(用于汪时锐建房安电)。水泥杆细的一头就被挖机抬起来,粗的一头在地上,为防止水泥杆摔断,就安排用人工抬住水泥杆,在抬水泥杆的过程中水泥杆从挖机上滑落砸中汪从炳头部,其不幸身亡。汪从炳死亡是在挖机取出电线杆后为移动运输电线杆进行准备的过程中发生的,这一准备活动是由承揽人汪江雇请的驾驶员舒敏驾驶挖机完成承揽事务、义务帮工人汪从炳(完成义务帮忙行为),另一义务帮工人汪时堂(案外人,完成义务帮忙行为)及汪时锐(为自己的事务而行为)共同协作完成。因此,汪从炳的死亡,既不应从纯粹的义务帮工人在从事义务帮工活动中致害来确定责任,也不能从纯粹的承揽人在完成承揽事务中致第三人损害来确定责任,而应全面地、综合地分析参与该项准备活动中各方人员的地位、作用及主观过错等因素,公平合理地确定有关各方的责任。汪从炳系汪江的父亲,该关系的存在容易影响对其地位的判断,其从事的管理工作易将其定位为承揽,那么承揽人在完成工作过程中致自己损害,责任由自己承担。本案中汪江承揽汪时锐家挖屋基工程,汪江(承揽人)以自己的人力、设备和技术力量等条件独立地完成工作,承揽人汪江雇佣挖机驾驶员舒敏从事挖机活动,舒敏在操作中有疏忽大意、没有尽到安全注意义务,对损害的发生具有过错,这一行为与汪从炳的死亡有直接的关系,其系受汪江雇佣,其在雇佣活动中侵权的行为结果应由雇主汪江承担,法院就汪江及驾驶员舒敏在事故中有可能负有责任的问题向余水红(汪从炳的妻子)、汪霞(汪从炳的女儿)、余金贞(汪从炳的母亲)进行了释明,三原告表示放弃通过本次诉讼追究汪江及舒敏的责任。

一、关于裁判方法中的利益衡量

利益衡量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兴起的一种法律适用方法。所谓的利益衡量,是指法官审理案件,在案情事实查清之后,不急于去翻法规大全和审判工作手册寻找本案应适用的法律规则,而是综合把握本案的实质,结合社会环境、经济状况、价值观念等,对双方当事人的利害关系作比较衡量,作出本案当事人哪一方应当受保护判断。在实质判断的基础上,再寻找法律上的根据。那么怎么作出实质判断呢?法官裁判案件,在案件事实查清后,实际上也有判断过程,只不过传统的理论不予承认罢了。经常听到法官在私下讨论案件裁判中情与法的冲突,有的法官说某某案件的判决,虽然合情合理,但不合法;某某案件的判决,虽然合法,但于情于理不合。这充分说明,法官在依据法律规定作出裁判之前,心中已经有了依据人情事理作出的实质判断。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兴起的利益衡量论,只不过是将过去在私下进行的实质判断过程予以公开,要求在判决理由中明文表述实质裁判过程,便于接受当事人和社会的审查和监督,接受上级法院和学术界的审查监督。

二、本案的裁判思路和方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内容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四条,帮工人因帮工活动遭受人身损害的,被帮工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中争议的焦点是,汪从炳与汪时锐之间是承揽合同关系,还是义务帮工关系?如果是义务帮工,被帮工人是汪江还是汪时锐?在农村生活中,当看见别人在干活很平常的就会去帮忙,这是乡村文化的一种常态,本案中在汪江承揽汪时锐家挖屋基工程后,汪时锐与汪从炳临时协商用挖机挖一根水泥杆,以备盖房子安电用。汪江的挖机为汪时锐家打屋基、拔电线杆,由汪时锐按180元/小时支付工资,即汪江以自己的设备、技术、劳力为汪时锐完成工作,汪时锐在汪江交付工作成果后支付报酬,双方间是承揽合同关系,汪江为承揽方,汪时锐为定作方。承揽合同中,汪江仅需提供挖机、驾驶员、油料,按汪时锐的要求进行工作。汪从炳是汪江的父亲,虽在挖机工作过程中从事些管理、辅助性工作,但在挖机为汪时锐完成拔水泥杆的工作中,其帮抬水泥杆行为并非挖机提供劳务的工作内容,即使需要部分人工进行协助,该协助人员的安排并非挖机一方的当然义务,汪从炳所从事抬水泥杆事务并非交付劳动成果的行为之一。因此其帮助抬水泥杆,系为汪时锐无偿提供劳务进行帮忙,与汪时锐构成义务帮工关系。帮工是指帮工人自愿或应被帮工人之邀请,为其提供劳务,并按被帮工人的意思,在一定时间内完成某项工作的行为。帮工可分为义务帮工和有偿帮工两种形式。帮工人在劳动中发生事故收到损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审理人身损害赔偿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第十四条规定,适用的是无过错责任的归责原则,由被帮工人承担责任。本案中汪从炳的死亡是在挖机臂抬水泥杆一端,另一端由汪时锐、汪时堂一起抬水泥杆的过程中发生的,本案仅仅从义务帮工的法律规定机械的处理本案,不考虑法、理、情的结合很难做到案结事了,本案的处理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农村邻里之间相互帮忙、换工等乡村文化的传承。本案承办法官厘清了案件的发生经过,对案件的处理没有机械的适用义务帮工人受害的处理意见,而是综合案件的情况在结合农村文化的实际,作出了很有利于农村和谐稳定的判决。

三、本案例参照运用中应注意的问题

本案不是纯粹的义务帮工关系或承揽合同关系,两者有交叉结合的地方,要注意分析把握两者的区别与联系;如果是纯粹的义务帮工或承揽合同必须严格按照法律的规定处理案件。本案例还涉及农村邻里之间相互帮忙的邻里文化。

一审合议庭成员:

审判长:储爱武

审判员:吴建业

人民陪审员:程岳宏

编 写 人:储爱武  0556-2320142

 

附生效裁判文书:

安徽省岳西县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15)岳民一初字第00714号

原告:余水红,女, 1963年3月26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安徽省安庆市岳西县白帽镇深村村蛇形组008号,身份证号码342828196303263121。

原告:汪江,男, 1986年10月4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安徽省安庆市岳西县白帽镇深村村蛇形组008号,身份证号码340828198610043310。

原告:汪霞,女, 1989年2月4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安徽省安庆市岳西县白帽镇深村村蛇形组008号,身份证号码340828198902043320。

原告:余金贞,女, 1927年4月27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安徽省安庆市岳西县白帽镇深村村蛇形组008号,身份证号码34282819270427312X。

四原告共同委托代理人:曹金华,岳西县白帽镇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汪时锐,男, 1963年3月12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安徽省安庆市岳西县白帽镇深村村元山组,身份证号码342828196303123110。

委托代理人:黄乔英,安徽皖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余水红、汪江、汪霞、余金贞与被告汪时锐生命权纠纷一案(起诉时列有共同被告安徽水电岳西有限公司,在庭审前四原告撤回对安徽水电岳西有限公司的起诉),本院于2015年4月2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5月2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余水红、汪江及委托代理人曹金华,被告汪时锐及委托代理人黄乔英到庭参加诉讼。

余水红、汪江、汪霞、余金贞诉称:2015年3月27日中午,汪时锐因新建房屋安电,请汪江的挖机为其挖一根水泥电线杆,当时汪江之父汪从炳在场,帮汪时锐抬水泥杆,由于水泥杆较重,在操作过程中,水泥杆砸伤汪从炳头部致其当场死亡。汪从炳是为汪时锐义务帮工,汪时锐应对汪从炳的死亡承担赔偿责任。事故后,汪时锐仅支付了2万元丧葬费,就赔偿问题,经调解未达成协议。为维护四原告的合法权益,特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赔偿四原告因汪从炳死亡造成的各项损失共计225767.27元【含:1、丧葬费23903元(47806元/12月×6月),2、死亡赔偿金198320元(9916元/年×20年), 3、被抚养人生活费13301.67元(7981元/年×5年/3人),4、精神抚慰金80000元,5、处理丧事人员费用10000元。因汪从炳未尽注意义务,承担次要责任,故按总损失的70%计算,为225767.27元】;2、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余水红、汪江、汪霞、余金贞对其主张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交证据如下:1、原告身份证复印件,证明四原告身份事项;2、询问笔录,3、调解笔录,证据2、3均证明原告亲属汪从炳于2015年3月27日帮汪时锐抬水泥杆时受伤死亡,汪从炳与汪时锐之间属于劳务关系;4、调解笔录,证明汪时锐愿意承担部分赔偿责任,即五万元,双方未达成一致意见;5、死亡证明,证明汪从炳于2015年3月27日因其他原因死亡。

汪时锐辩称:原告所诉不是事实。汪从柄家挖机是从去年就开始为汪时锐打屋基,按小时计算工资。挖机主是汪江,汪从柄系汪江父亲,汪从柄是揽活的,实际是挖机管理人的身份,汪从柄不是给汪时锐义务帮工,不能将挖机工作和抬水泥杆割裂开来,挖机和抬水泥杆是在一起的,都在一起计算报酬。汪时锐与汪从炳是承揽关系,承揽关系中承揽人的损失,只有在定做人有过错的情况下才承担赔偿责任,因此请求法院驳回原告请求。

汪时锐对其主张没有提交证据。

对余水红、汪江、汪霞、余金贞提交的证据,本院组织双方当庭进行了质证。汪时锐质证认为:证据1无异议;证据2真实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可以看出汪时锐与汪从柄是承揽关系,不是劳务关系;证据3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更能反映出汪时锐与汪从柄是承揽关系,当时的事发现场是汪从柄在指挥;证据4真实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汪时锐愿意给一定补偿,并不表明汪时锐应承担责任,是基于同村人的同情;证据5无异议。

对四原告提交的证据,因汪时锐对其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对该5份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予以确认。

经审理查明:汪江有挖机一台,由其聘请驾驶员舒敏驾驶施工;汪从炳系汪江父亲,平时帮忙照看挖机做活。汪江的挖机完成工作时,提供驾驶员、挖机及油料。汪时锐请汪江的挖机为其打屋基,汪江按180元/小时收费,从挖机开始出发运转时就计时收费。打屋基过程中,汪时锐、汪从炳约定用挖机为汪时锐取一根水泥杆并运到汪时锐家(用于汪时锐建房安电)。2015年3月27日中午,汪从炳协同挖机在帮汪时堂(案外人,住同村油树组)干完活后,准备开至汪时锐家挖屋基,顺路汪从炳就决定帮汪时锐将白帽镇深村村油树组路边的一根水泥杆取出,并通知汪时锐到场。汪时堂也随挖机至现场。驾驶员操作挖机将水泥杆从路边田里取出后拉到路上(此时挖机属于收取汪时锐的费用中),电线杆悬空放在路上(一头在路上,一头悬空在田坝上),须用挖机移到路里边水沟里,就计划在水泥杆中间系一根绳子挂到挖机斗上,吊住水泥杆再进行移动。于是挖机驾驶员用挖机将水泥杆中间勾住抬起来,水泥杆细的一头就被抬起来,粗的一头在地上,为防止水泥杆摔断,就安排用人工抬住水泥杆,待挖机放下水泥杆在人肩膀上后再系绳子,于是汪时锐与汪从炳两人就在水泥杆细的一头用肩膀去扛水泥杆,汪时锐用左肩,汪从炳用右肩,二人都面对挖机站立,由汪时堂系绳子。当汪时堂准备系绳子时,水泥杆突然从挖机上滑落,顺势砸到汪从炳头右边,将汪从炳压倒在地当场死亡。

电线杆长八米,圆形,重约1000斤(原告认为重2000-3000斤)。汪从炳帮助抬水泥杆,汪时锐没有明确拒绝,也未另行支付费用。

汪从炳,男,1965年9月10日出生。其母余金贞有能尽抚养义务的子女5人。余水红系其妻子,汪江、汪霞系其子女。汪从炳死亡后,汪时锐支付了现金15000元,另置办了棺木、寿衣、石灰、等物品,汪江等认可物品价值为5000元,汪时锐主张物品价值为6000元。

庭审后,本院就汪江及驾驶员舒敏在事故中有可能负有责任的问题向余水红、汪霞、余金贞进行了释明,三原告表示放弃通过本次诉讼追究汪江及舒敏的责任。

本院认为:汪江的挖机为汪时锐家打屋基、拔电线杆,由汪时锐按180元/小时支付工资,即汪江以自己的设备、技术、劳力为汪时锐完成工作,汪时锐在汪江交付工作成果后支付报酬,双方间是承揽合同关系,汪江为承揽方,汪时锐为定作方。承揽合同中,汪江仅需提供挖机、驾驶员、油料,按汪时锐的要求进行工作。汪从炳是汪江的父亲,虽在挖机工作过程中从事些管理、辅助性工作,但在挖机为汪时锐完成拔水泥杆的工作中,其帮抬水泥杆行为并非挖机提供劳务的工作内容,即使需要部分人工进行协助,该协助人员的安排并非挖机一方的当然义务,汪从炳所从事抬水泥杆事务并非交付劳动成果的行为之一。因此其帮助抬水泥杆,系为汪时锐无偿提供劳务进行帮忙,与汪时锐构成义务帮工关系。四原告的该项事实主张成立,汪时锐抗辩汪从炳与其间是承揽关系,与事实不符,该抗辩不能成立。

从审理查明的事实看,汪从炳死亡是在挖机取出电线杆后为移动运输电线杆进行准备的过程中发生的,这一准备活动是由承揽人汪江雇请的驾驶员舒敏驾驶挖机完成承揽事务、义务帮工人汪从炳(完成义务帮忙行为),另一义务帮工人汪时堂(完成义务帮忙行为)及汪时锐(为自己的事务而行为)共同协作完成。因此,汪从炳的死亡,既不应从纯粹的义务帮工人在从事义务帮工活动中致害来确定责任,也不能从纯粹的承揽人在完成承揽事务中致第三人损害来确定责任,而应全面地、综合地分析参与该项准备活动中各方人员的地位、作用及主观过错等因素,公平合理地确定有关各方的责任。具体而言,首先,在该项准备活动中,起支配作用的是挖机驾驶员,其作为专业操作者,对用人力抬超过其承受能力的重物应当预见其危险性,其在完成移动水泥杆的工作过程中,指挥汪从炳、汪时锐抬水泥杆,对危险性预见不足,指挥、操控不当,致使水泥杆滑落砸死汪从炳的意外发生,因此挖机驾驶员负有较大的过错责任;因挖机驾驶员是在从事雇佣活动中致人死亡,该赔偿责任应当由雇主汪江承担(驾驶员是否有故意或重大过失,因原告未将其作为被告,故本案不予审查)。汪江以外的三原告放弃在本案诉讼中追究汪江或舒敏的责任,故其之间的权利、义务,本院在本案中不作调整,但汪江应当承担责任的部分应当从赔偿总额中予以核减。其次,汪从炳本人作为成年人,对于抬水泥杆可能存在的危险性应能预见而未预见,其在从事危险活动中未尽谨慎注意义务存在一定过错,自身应负一定的责任,对此,四原告也予以认可,因此也应适当减轻被帮工人汪时锐的赔偿责任。汪时锐作为接受汪从炳提供帮忙行为的被帮工人,同时也是舒敏提供承揽事务的定作人,本人在现场并参与该危险事务,没有尽到合理指示、安全配合及注意义务,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故综合本案实际情况,确定汪从炳对其自身损失承担30%的责任,汪江对汪从炳的损害承担40%的民事责任(因余水红、汪霞、余金贞放弃在本案中追究汪江的责任,故该部分损失本案不予处理),汪时锐对汪从炳的损害承担30%的赔偿责任。

对汪从炳死亡造成的损失,依法核定为:丧葬费为23903元(47806元÷12月×6月),死亡赔偿金为198320元(9916元/年×20年),被抚养人(余金贞)生活费应按5人赡养计算,即应为7891元(7981元/年×5年÷5人),精神抚慰金根据本案情况其主张70000元予以支持,处理丧葬人员费用酌情支持4000元,以上损失合计304114元。

综上,对汪从炳死亡所致损失,由汪时锐向余水红、汪江、汪霞、余金贞赔偿91234.20元。汪时锐已支付的款项因其没有提交证据证明实际发生金额,故按四原告认可金额20000元认定,此款应在汪时锐应承担的赔偿款项中予以抵扣。案经调解不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第十四条、第十七条第三款、第十八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汪时锐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原告余水红、汪江、汪霞、余金贞因汪从炳死亡所致损失91234.20元,扣除汪时锐已支付的20000元,尚应实际支付71234.20元;

二、驳回原告余水红、汪江、汪霞、余金贞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利息。

案件受理费4195元,由原告余水红、汪江、汪霞、余金贞承担2195元,由被告汪时锐承担200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安徽省安庆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储爱武
审判员   吴建业
人民陪审员   程岳宏

二〇一五年八月十八日

代书记员   范生

 

附本案适用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

第六条 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根据法律规定推定行为人有过错,行为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第十六条 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用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

第二十二条 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侵权精神损害赔偿。

第二十六条 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

第二十八条 损害是因第三人造成的,第三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十条 承揽人在完成工作过程中对第三人造成损害或者造成自身损害的,定作人不承担赔偿责任。但定作人对定作、指示或者选任有过失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第十四条 帮工人因帮工活动遭受人身损害的,被帮工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被帮工人明确拒绝帮工的,不承担赔偿责任;但可以在受益范围内予以适当补偿。

帮工人因第三人侵权遭受人身损害的,由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第三人不能确定或者没有赔偿能力的,可以由被帮工人予以适当补偿。

第十七条 受害人死亡的,赔偿义务人除应当根据抢救治疗情况赔偿本条第一款规定的相关费用外,还应当赔偿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死亡补偿费以及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和误工损失等其他合理费用。

第十八条 受害人或者死者近亲属遭受精神害,赔偿权利人向人民法院请求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的,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予以确定。第二十七条 丧葬费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以六个月总额计算。

第二十八条 被扶养人生活费根据扶养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和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标准计算。被扶养人为未成年人的,计算至十八周岁;被扶养人无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计算二十年。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

被扶养人是指受害人依法应当承担扶养义务的未成年人或者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成年近亲属。被扶养人还有其他扶养人的,赔偿义务人只赔偿受害人依法应当负担的部分。被扶养人有数人的,年赔偿总额累计不超过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或者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额。

第二十九条 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二十年计算。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八条 因侵权致人精神损害,但未造成严重后果,受害人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一般不予支持,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情形判令侵权人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

因侵权致人精神损害,造成严重后果的,人民法院除判令侵权人承担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等民事责任外,可以根据受害人一方的请求判令其赔偿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

第十条 精神损害的赔偿数额根据以下因素确定:(一)侵权人的过错程度,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二)侵害的手段、场合、行为方式等具体情节;(三)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后果;(四)侵权人的获利情况;(五)侵权人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六)受诉法院所在地平均生活水平。法律、行政法规对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等有明确规定的,适用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 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第一百四十二条 法庭辩论终结,应当依法作出判决。判决前能够调解的,还可以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应当及时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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